无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

2020-05-23 21:31

文化建设2.0时代,文化传播的方式、渠道、载体,也都发生了变化。在文化传播环节,应当关注文化传播渠道。广电的两条渠道即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和电影院线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出版物发行的数字化改造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生产环节还没有数字化。

我国是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文化资源主要集聚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公共文化机构,像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另一个是文化生产部门,像电影制片厂、出版机构、唱片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

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要同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从需求出发,按需开发,有针对性地加工与目前需求相关的文化资源,为文化创作生产数字化提供素材和要素;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要同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从供给入手,以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生产部门已有数字化文化资源为基础,加快开发数字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为载体,建设“电视博物馆”、“电视美术馆”、“电视图书馆”,通过电视机就能够尽情欣赏中华文明数字化成果,建立起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体系。

顺应这一趋势,《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包括在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各环节实现全面数字化。

区分开是为了联系上,十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把事业和产业区分开了,不仅推动了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也使二者的联系更紧密。事业和产业之间有很多联系的桥梁,如何把在文化事业体制下的文化资源,经过梳理、加工,源源不断地成为文化企业的生产要素,就是二者联系的重要途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公共文化机构不可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开发所谓的文创产品,加工、提前文化素材的价值更大,也更能体现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性。

“中华文化素材库”是文化资源数字化催生的一座文化“金矿”,发掘这座“金矿”,文化建设就可以跨入2.0时代:

文化消费终端已经数字化,不仅新的文化消费终端都是数字化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而且传统的文化消费终端也正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如电视机、电影院、剧场。文化消费终端的数字化,“倒逼”处于上游的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实现数字化。

文化建设2.0时代,文化消费的数字化走得最快,换句话说,文化再生产的消费环境已经被数字化包围,文化消费终端越来越便捷化、个性化。正是因为文化消费终端的多样化,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渠道、途径,反过来又对文化的传播、生产、创作提供了新手段。

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组织的“电视图书馆”项目,就是产业反哺事业、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升级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电视图书馆”项目,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可以把数字化图书传递到每个家庭,电视机成了公共图书馆的终端,足不出户就可借阅上百万种图书。根据国际图联规定,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应为1.5册到2.5册,2015年我国人均藏书量只有0.61册。而“电视图书馆”项目一次性推送给有线电视用户的图书达一百多万册,每月更新100册新书。仅每个月的更新量,就使得人均藏书量超过国际图联标准的几十倍,大大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为文化工作提出了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即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把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文化资源怎样才能“活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手段,那就是文化资源数字化。

通过“电视图书馆”项目,几百万册图书通过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传递,并且通过电视机可与手机、pad等终端互联共享,公共文化服务更快捷、便捷,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实现“即时可得”的新境界,无论在哪里、无论何时、无论使用何种终端,都可以即刻得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近年来,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已有长足进展。自2001年起,国家启动全国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历经十年,全国文物系统博物馆已采集馆藏珍贵文物数据,仅拍摄一级文物照片就有387万张。自1999年起,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开始对“台本”进行数字化录入,把编导拍摄纪录片时为每一个镜头写下的说明文全部数字化,自2012年起开始对以胶片形式保存的纪录片进行数字化处理,抢救时间跨度达百年之久的珍贵历史影像。“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图书馆”等实施多年,积累了诸如“会说话”的《清明上河图》等数字化产品。

文化资源数字化,包括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电台音频资料、新闻纪录片、老唱片、文化遗产等进行数字化修复和转化,这是提高中华文明展示水平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利于丰富文化的表现力、增强文化的感染力,更有利于提升文化的传播力。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无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文物,经过数字化加工整理,辅之以专家的权威解读,通过多终端的广泛传播,就会走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纪念馆、文化馆,走进家庭及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空间。到那时,中华文明成果随处可见,谁想不看也难。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而言,更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取知识,各种数字化移动终端更是年轻人的时尚标签。只有把中华文明成果转化为各种数字化产品,才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所接纳,悠久璀璨的中华优秀文化才会被代代相传。

数字化不仅使文化消费跃上新台阶,而且推动文化建设跨入数字化新时代。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用崭新的表现手法展示中华文明成果;文化生产的数字化,可以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文化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传播的数字化,可以尽快形成覆盖广泛、传输便捷、互联互通的现代传播体系;文化消费的数字化,可以使文化消费更加便利、有效需求规模迅速扩大。文化数字化建设为我国文化产业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可为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开辟新途径。

一提起公共文化服务,人们立即想到实体形态的公共文化机构,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了文化新业态、文化消费新终端,这些新业态、新终端都可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除了传统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电视机以及手机、pad等移动终端,都能够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都能够创造公共文化服务的虚拟场所和场景。公共文化服务也面临转型升级,甚至更迫切。

数字化带给人们全新的消费体验,同时“倒逼”文化生产全链条数字化。运用二维码技术开发的文字、音频和视频相关联编码技术,可以使纸质图书“会说话”、“出影像”,带给人们阅读新体验,“倒逼”出版业数字化;数字电影特别是3d技术应用,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波”,“倒逼”电影业数字化;无镜立体显示技术的推广应用,不戴眼镜就能通过电视机、计算机和手机观赏到立体影像节目,产生梦幻般的视觉新体验,“倒逼”艺术创作生产数字化;“电子书包”超越了传统的课本模式,海量的与教材相衔接的音视频内容,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具象化,学生们在学习之余可以同家长一起通过“电子书包”借阅数字图书馆的图书、浏览数字博物馆的藏品、欣赏高清晰的纪录片,不仅为文化消费开辟了新途径,也为中华文明展示提供了新平台,“倒逼”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在文化生产上,数字化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既盘活了存量资源、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又避免了技术和艺术的脱节,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植入文化的“根”;

目前,随着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广泛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提高了,但文化含量反而没有能够相应提升,甚至出现了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过度娱乐化倾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力倡导文化产业回归文化本源,增强文化从业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文化产业牢牢植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当务之急是要贯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解决一方面文化企业缺乏文化素材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文化资源未被使用锈迹斑斑。文化资源大多数集中在公共文化机构,属于文化事业,需要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大规模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唤醒沉睡于仓库里的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转化为文化素材,成为文化企业的生产要素。

创作的成果是作品,个别作品可以直接进入消费环节,比如美术作品,但大多数作品要经过生产环节才形成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建设2.0时代,文化生产也会发生了变革。文化生产的数字化,与文化创作的个性化,更容易对接,文化生产的张力更强大。文化生产的要素改变了,包括原材料、设备、工艺等都会发生改变。一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力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和艺术的脱节,没有文化的根。文化建设2.0时代,影视剧拍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抠像,景和物可以分离,甚至演对手戏的演员可以不同时在场。文化生产的数字化,在舞台剧生产上也能表现出来,不只是表现在演艺设备(包括舞台机械、灯光和音响)方面,甚至有一天影视剧的一些元素在舞台剧上呈现出来。文化产业实现转型升级,重点也在生产环节。支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除了技术,还包括设备、工艺(流程),更体现文化生产特色的,就是文化素材库。

文化数字化正在改变文化生产方式。文化建设2.0时代,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都会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是根本性变化。

——在文化传播上,中华文明成果以数字化形态呈现,顺应了文化传播多渠道、多载体趋势,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展示水平;

以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为原料,集成运用各种新技术,萃取中华文化要素,分门别类标签化,就可以形成“中华文化素材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素材库,“中华文化素材库”忠实于本体,具有本源性、真实性:对应于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原模原样”;对应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原汁原味”;从影像中萃取,必须是“真人真事”;从艺术品萃取,必须是“真品真迹”。

——在文化消费上,数字化文化产品和服务,“无缝对接”任何文化消费终端,使文化消费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即时可得。

自2013年起,财政部会同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出版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实现出版业务的全流程再造,从采编到校对到排版最后到印刷,不管是纸质的还是数字的都要达到全流程数字化。要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一是要进行设备更新,二是要推动技术升级。出版企业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技术升级,就会跃上一个新台阶,站到数字化和网络化平台上,与各种文化消费终端“无缝对接”。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带来文化业态的更新换代。文化生产及再生产要跟上科技变革的步伐,在工艺、流程、材料等方面都需要革新,也需要更新技术和设备。科技对文化的影响及渗透,是借助于文化装备这个环节实现的,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度必然通过文化单位的技术装备水平体现出来,文化装备制造是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力量。

目前,文化已成为科技集成应用最广泛、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文化和科技融合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一定要具体化:第一个要具体化的就是文化数字化建设,第二个就是大力发展文化装备制造业。

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2003年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十年改革过程中,也听到一些议论,说两者分不开,特别是到院团改革的时候,有人建议在公益性和经营性之间搞一个准公益性的。不管如何议论,两分法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了。两分法做的是“扳道岔”的工作,别把事业和产业裹在一起,让文化产业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从而释放文化发展活力,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

——在文化创作上,数字化文化资源的集成、集聚及展示和交易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有利于激发创作灵感、缩短创作周期、避免凭空“杜撰”;

先说创作。创作灵感的扑捉方式变了,过去画家肉眼看不到的纹理,经过数字化扫描清晰可见;文化的表现方式变了,创作者的表现手法也随之变化。过去拍摄影片因人物不在一条直线上,为突出某个人物就必须把另一个角色虚化。二维转三维,被虚化的角色就显得很不协调,色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艺术表现方式改变后,编剧、导演、摄像等也要重新适应。在创作环节还有一个很大变化,即创作素材丰富了。比如,如果把古建筑的影像数据采集、加工,变为文化素材库,创作者就很容易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近年来,公共文化机构的免费开放,使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与祖国的文化瑰宝近距离接触,与创造璀璨文化的祖先及贤人进行心灵对话,感悟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之根、之脉、之魂。与此同时也伴生两个问题:一是公共文化机构藏品众多,展陈的只占其藏品的很小比例,存在“看不全”问题;二是公共文化机构的展品年代久远,内涵丰富、深刻,专业性强,存在“看不懂”问题。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急需激活沉睡于仓库的藏品,让不说话的文化瑰宝“动”起来、“活”起来。